生前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患者个人价值选择的实现,需要得到支持患者近亲属和医护人员最好通过家属会议形成共识这样既方便了后期的实施,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
在一系列有关生育的法律法规颁布后,这一次,政策的视角终于落到了生命的终点,死亡。
日前,广东省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草案第78条提到的生前遗嘱制度,是指人们在健康或有意识的情况下签署一份指示文件,说明在无法治愈的伤害或死亡结束时,他们想要或不想要什么样的医疗护理
也就是说,《条例》生效后,当个人意愿与亲属意愿相抵触时,法律将保护个人意愿。
这是中国首个以立法形式确立生前遗嘱的条款,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深圳也将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将生前遗嘱落实为法律的地区。
为什么深圳在生前遗嘱立法上迈出了第一步深圳之后,这个规定是否具备全国推广的条件立法后,医生如何冒险同意生前遗嘱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现存的死亡文化
为什么是深圳。
生前遗嘱是指患者在意识清醒,有决策能力的情况下,丧失表达能力时,想要采取的一种医疗的提前指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生前遗嘱是预先指示和预先照护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外,1976年,美国加州率先通过《自然死亡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生前遗嘱相关法律的国家随后,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相继出台了类似的法律
在国内,深圳是第一个在生前遗嘱立法上吃螃蟹的。
事实上,早在2006年,北京生前预嘱促进会创始人罗玉平就参与创建了国内首家推广生前预嘱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该网站推出了我的五个愿望,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生前遗嘱版本
申请人需要回答五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想用或者不用生命维持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要谁帮我
2013年,在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促进会随后几年,虽然国内很多地方都表示愿意成立地方协会,但目前只有深圳成功成立
日前,深圳市生活戒律促进会揭牌成立它是继北京之后第二个提倡居住先入为主的社会组织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李颖院长
深圳市生前遗嘱促进会筹备期间,深圳市卫生健康委临终关怀调研组赴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调研临终关怀工作李颖向孙美华巡视员提出了他们成立深圳市生前遗嘱促进会的想法,立即得到了深圳市卫健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协会正式成立后,卫健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朝着立法的方向推进没有立法,遗嘱签署人生前的意愿就无法得到保障李伟对媒体表示
这一年,恰好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改的时刻卫健委与市生前预嘱促进会,北京市生前预嘱促进会组织了多次立法研讨会最终版本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送审,顺利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做的一个规划也是深圳立法走在前列的原因之一。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提到:支持深圳拓宽经济特区立法空间,加强新兴领域立法探索,依法制定经济特区法规。
"深圳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体现了对人民自主权的尊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副主任刘瑞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给病人自主权就是尊严。
事实上,去年1月,国家卫健委在《关于实施活体请愿,推进实施姑息医疗的建议》中回复在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临终关怀,有尊严的死亡和生前遗嘱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有关部门综合考虑了各方意见,现实条件,技术标准等因素,认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因此,生前遗嘱在民法典中没有得到体现。
不过,虽然民法典没有纳入,但刘瑞双认为,条例中的内容也对应了民法典中的相应规定。
《民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民法》第10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人类生命的安全和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权
"生命的尊严包括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生活."刘瑞双说。
根据新修订的《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在接收符合下列条件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意愿时,应当在无法治愈的损伤或者死亡结束时采取医疗措施,尊重患者的生命意愿,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病的连续治疗。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跃认为,生前遗嘱实现了临床近亲属在患者生前为其做出选择的决定,成为患者自己做出选择的决定。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患者个人价值选择的实现,需要得到支持患者近亲属和医护人员最好通过家属会议形成共识这样既方便了后期的执行,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王跃说
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的生前遗嘱被写入地方法规之前,类似我的五个愿望这样的列表只属于民间倡导,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如果患者家属不愿意执行患者的生前遗嘱,将很难实现。
《条例》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界定,要求生前遗嘱应当经两个以上见证人公证或者见证,见证人不得是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录音的。
刘瑞双认为,深圳可以参照比立遗嘱更严格的标准来制定配套制度。
什么是法律上的无法治愈的绝症或临终病人,应严格把握,以便于操作和执行,可由相关医学专科通过广泛讨论和制定目录来界定同时,不是基于生命尊严的遗嘱不属于本法的范围比如在医学上可以治愈,但如果患者因家庭贫困等经济因素放弃插管等治疗,就一定不能按照生前遗嘱进行刘瑞双说
北京一家三甲肿瘤医院的医生陈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作为一线临床医生,在实践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需要考虑,比如生前遗嘱签署的时间和机构,死亡地点的选择等这些路怎么走,可能需要在文化,政策,法律,理性,伦理,医疗等方面进行一些更专业的考量
事实上,生前遗嘱入法,除了提前关注立法,也是对死亡文化的探讨。
立生前遗嘱最大的障碍是观念死亡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禁忌之一,禁忌的背后是对死亡的恐惧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一个专门处理濒死和死亡的行业,医学界尤其需要转变观念,从传统的积极治疗和战胜死亡的观念,转变为帮助濒死者舒适地活着或死去。
能成为医生的盔甲吗。
尊重患者意愿,在患者生命终了时不采取创伤性抢救措施和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对医护人员来说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决定,但在生前遗嘱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对医生来说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在没有法律法规保护的情况下,医生尊重患者意愿,不采取抢救措施,事后亲属有异议,将面临法律风险刘瑞双说,有了这个规定,可以给医务人员一个职业指导
他说,通过立法可以保证签字人的意愿得到落实,也可以有效降低医生的职业风险。
一线声音也是如此。
告诉陈阳法治周末记者,患者自己的意愿和医护人员尊重其想法的相关操作终于得到了法律保障,不再担心会随意更改或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一个长期困扰临终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的难题也有望得到解决
可是,目前在深圳这个试点城市之外,大部分医生和患者仍然面临着空白的生前遗嘱。
据统计,选择与尊严网站注册人数约5万人,实际填写的书面遗嘱只有2万份在丁香园,很多医生表示,他们在临床上从未遇到过立过生前遗嘱的患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Johnny认为,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在没有生前遗嘱的情况下,临床决策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对于临终的讨论,医疗机构在每一次沟通中都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患者和家属的真实意愿法律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沟通技巧约翰尼说
全国推广条件尚不成熟。
生前遗嘱写入地方法规后,未来能否在国家层面推广国家立法可以进行吗
刘瑞双认为,需要在观念,制度,经济基础三个方面继续加强建设,才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推广。
他说,首先每个人都要有尊重权利的观念,包括患者权利的维护,近亲属权利的尊重,医务人员科技观念和法治观念的加强,监管部门执政理念的转变目前我国东西部,城乡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统一观念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难度
有研究发现,虽然写生前遗嘱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更多分布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
如果要在全国推广,首先要在观念上承认尊重人的自主决定刘瑞双说
其次,在概念已经理顺的基础上,如何在体制内扎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最后就是社保和个人支付能力的问题他说
深圳立法后,李颖有了更长远的打算:推动生前遗嘱与医保卡的关联如果绑定了社保卡,患者的主治医生开通了社保卡,有权限查询患者的遗愿,那么医生就可以根据患者个人的意愿,制定符合患者预期的医疗方案我期待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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