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房每次响起啼哭声,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们正勾勒出西藏新生儿死亡率持续下降的曲线图。统计数据显示,相比70年前,西藏婴儿死亡率已从430‰下降到8‰;孕产妇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初的5000/10万,下降到56.52/10万。
尽管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这个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孕育生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风险。白玛央金曾跟随公益项目到偏远农牧区开展接生员培训,她在那里了解到,当地很多妇女由于分娩方式不科学,新生儿死亡率较高。这让有过难产经历的白玛央金,“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在跟“西藏妇幼保健”打交道。从成立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开展乡村医生接生技能培训,到招募家访员对留守儿童进行入户早教、组织专家义诊……她和同伴们希望凝聚更多的力量,提高人们的健康认知水平,握紧高原母婴“生命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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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唤起公益行
白玛央金1999年从西藏大学毕业时,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和妇幼保健、医疗培训沾边。刚参加工作的六七年里,她从事过翻译、英语教师的工作。2006年,拉萨市原卫生局、市妇联主办的“一颗心”基金会接生员培训项目,改变了她的工作轨迹。当时正值暑假,她在活动中承担翻译工作,随项目组深入偏远农牧区时了解到,很多妇女分娩方式不科学,新生儿死亡率较高,“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是一名有过难产经历的母亲,知道生育孩子的艰辛与风险。”暑假结束后,她离职转行到“一颗心”基金会,负责乡村医生接生技能培训项目。2009年项目结束时,8人团队中有4人离职,但她还想坚持做下去,“当时西藏村医的数量、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技能不能完全满足村民日常的诊治需求,要补上这些薄弱环节。”
次年2月,她和同事丹增曲珍、央金筹资3万元,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妇女儿童领域第一家民间组织——拉萨市母子保健协会,开展乡村医生接生技能培训。2014年,随着业务范围扩大,协会更名为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
在拉萨市尼木县帕古乡,村医嘎玛次旺曾工作40多年。他年轻时常听老一辈人说,西藏和平解放前,由于妇幼健康服务缺失、接生方法落后导致的新生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及产后出血等问题突出。因此,他总是格外关注孕妇的身体变化,每次出诊时都要劝说她们及时做产检、住院分娩,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她们的孕期风险。
2010年,当时的拉萨市母子保健协会组织第一期培训,考虑到临床培训的工作强度,就把参训者年龄上限设置为45岁。为了能学些技术,62岁的嘎玛次旺将报名表上的年龄填为45岁。因头发花白被工作人员发现谎报年龄时,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会一直为妇女儿童的健康服务。”不久后,限制学员年龄的规定取消了。
培训后回村第二年,嘎玛次旺及时发现一名孕妇有胎位不正的情况,并协助将其转至尼木县人民医院待产,最终母子平安。“我以前不会看胎位,那次培训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嘎玛次旺说。
观察产程特别考验医生的医疗水平,有一年冬天,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安多县岗尼乡查曲村,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村医托塔外出时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旁边有人围观。车里躺着一名产妇,身边躺着一个新生儿。托塔询问得知,产妇在孕期没做产检,不知怀了双胞胎,娩出一个孩子后大量出血,家属不知如何处置。
托塔赶紧上车帮产妇控制出血、找来被子为新生儿保暖,并和家属一起将产妇送到最近的乡卫生院抢救。双胞胎生命体征一切正常后,他心里的石头才放下。这些应对技能,都是他从培训中学到的。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坚持
让托塔感到欣喜的是,近年来,西藏对孕产妇实行妊娠风险分级五色管理,从市县到乡村,医护人员动态跟踪每一名孕产妇,确保她们和新生儿的健康。2012年以来,全区孕产妇自住院分娩可享受100%报销政策,多种体贴入微的健康服务也让越来越多偏远农牧区的孕妇选择到医院分娩。
不仅如此,村医医疗技能的提高,也使更多农牧民从中受益。村医罗布守护着尼木县帕古乡热色村300多户家庭的健康。参加2010年第一期培训班时,为了学习阴道缝合术,他用猪肉反复练习。
一次,一名村民误伤了自己的大腿,血流不止,一度处于休克状态,而从家中赶到县医院的车程要3小时,家属向罗布求救。接生包里的缝合针线派上了用场,罗布给他缝了10余针,还进行输液等治疗。后来,村民痊愈后给罗布送去酥油茶,还说“罗布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协会共举办乡村医生接生员培训班72期,参训村医3680名,覆盖西藏74个县(区)、683个乡镇、2000多个村,顺利为5000多名新生儿接生。
“刚成立拉萨市母子保健协会时,曾有人质疑‘光凭你们几个人能干成什么事’,但我觉得,只要有1%的希望,就应该争取做好。”白玛央金认为,对母婴的成功救治,于医生来说,是完成了一项工作;对家属而言,意味着母子平安、喜添新丁;于孩子来说,是生的机会。
每个公益项目的实施,都像一次投石问路。白玛央金投下的这块“石头”,在西藏的妇幼保健公益领域“激起了水花”。她明显感觉到,起初参训村医以中老年男性居多;近几年,他们的面孔更年轻化了。
她认为,这与脱贫攻坚以来,国家组织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有关。
给婴幼儿高质量的陪伴
“事实上,农牧区产妇顺利生产后,很多婴幼儿的早期养育情况不尽如人意。”感受到这种局限性的白玛央金深入思考协会能为农牧区的母婴做些什么?
她记得2017年去尼木县调研时发现,当地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很多,家中几乎没有玩具和儿童图书。作为照护者的祖辈,和孩子之间缺乏早教互动,“有的孩子三四岁了还不会说话,见到陌生人就躲。”
为此,2018年9月,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启动了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目前,该计划已在尼木县招募123名村民担任督导员、家访员,840名孩子受益。
央吉是协会在当地招募的家访员之一,2019年,她每周去两岁多的留守儿童卓玛家家访1次,用普通话和藏语进行双语教学,带着卓玛及其奶奶一起上课,教具是事先准备好的不同颜色的瓶盖、画着各种小动物的纸板,“密切观察孩子的声音和动作,通过身体接触、眼神、微笑、语言等,对孩子的需求作出及时且恰当的回应。”
当看到卓玛选对了与动物颜色正确对应的瓶盖,央吉和奶奶会一起鼓掌说“孩子真棒,真聪明”;当发现卓玛表现得犹豫,央吉会作出正确提示,帮她加深正确认识和记忆,并鼓励卓玛和奶奶共同完成。
央吉等家访员是西藏母子保健协会从尼木县招募的村民。家访有时只需出门步行十多分钟,有时却需要骑着摩托车翻过几座山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责任心较强,岗前培训学习过家访教学法,包括加强照护者与孩子的情感连接,帮助孩子训练视觉听觉能力、语言能力、对符号和数字的认知能力、情感控制能力等。
家访员带给留守儿童的,不只是探望,还有日常行为习惯的改变,比如,见到别人学会礼貌问好,知道饭前要洗手。很多祖辈也认真听从家访员的建议,学习育儿知识,比如,如何表扬孩子,怎么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分离焦虑期”。
央吉说,刚开始,有不熟悉的人来家里,卓玛的奶奶很排斥,卓玛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央吉从细微处“破冰”,关心两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拉近心理距离后一起唱歌跳舞。多次家访后,卓玛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做游戏更从容了。家访日成了卓玛家最热闹的时候。“每当结束活动,卓玛总是悄悄告诉她‘盼着你能快点出现’。”
高原上的义诊
妇幼保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公共卫生事业。白玛央金认为,单靠给乡村医生培训接生技术,并不能迅速降低母婴死亡率。她和协会成员决定“多条腿走路”,与区、市两级的多家医院寻求合作,组建了一支44人的全科医生专家团队,涵盖儿科、妇产科、内科、外科、传染病科、藏医学科,定期到乡镇开展义诊。
一位儿科专家今年74岁,退休前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2016年去萨迦县一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乡卫生院义诊时,上午8点从拉萨出发,下午4点才到。听说有从拉萨来的名医免费看病,面积不大的卫生院挤满了300多名农牧民。有人是清晨5点就出门,徒步大半天时间来的。那天,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推迟吃饭时间,优先给离家远的患者看病,直到晚上10点多才结束诊疗。
过去,村医的工作直面群众,主业是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很少有机会能和专家面对面交流。义诊活动让他们和省级妇幼医疗专家的业务联系逐步密切,并且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诊疗答疑。
比如,那曲的一名村医发现有个婴儿的头皮上出现斑块,怀疑是皮肤病,但又拿不准,就将患处的照片和症状通过线上发给协会的一名儿科授课专家。这名专家又邀请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同行在线会诊。两周后,孩子的皮肤病就治好了。
如今,随着数字医疗的广泛应用,许多西藏农牧区的患者不必再坐数小时的火车去看病,当地医生通过网络就能联系到大医院的专家会诊。
2021年9月,白玛央金出现在民政部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的线上活动中。她担任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会长期间,因在脱贫攻坚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被表彰为慈善楷模。面对荣誉,她说:“那是一种情怀。”
新的一年,白玛央金希望有更多优秀高校毕业青年投身妇幼保健公益慈善事业,她还想扩大培训场地规模,加大妇幼保健宣传力度,“这样就能服务更多群众,提高人们的健康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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